商周时期,周公旦和姜太公的治国理念研究|六韬·武韬|太公|治国

　　治国以求富强，是无数中华民族政治精英梦寐以求毕生实践焦点所在，也是无数中华民族学术精英穷尽生命上下求索重要主题。追根溯源，中国治国思想研究的学术萌芽发端在商周两代。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记传》精到论述了周王朝最具威望两大人物周公旦和姜太公截然不同两种治国理念：“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

　　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在姜太公和周公旦论辩之后，齐在姜太公“举贤尚功”国策指引下，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虽强大但终于乱，鲁在周公旦“尊尊亲亲”国策指引下，日以削，至于亡，至三十二世而被灭，虽稳定但终于弱。

　　一、演化的逻辑

　　鲁国周公“尊尊亲亲”和齐国太公“举贤尚功”成为影响中国后面三千年历史进展两条主要治国道路，齐鲁两国治国之道理论选择和最终实践对中国历史演进造成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周公和太公对彼此治国理念最终导致“强则乱、稳则弱”深刻结论为后世国家富强理论和实践结果反复验证，可以这么说，中国三千年来历史发展都紧紧周公太公两条治国主线展开，而太公和周公“强则乱、稳则弱”治理悖论，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治国思想研究根本性矛盾所在。

　　这个难以解开的死结，由周溯源，而由周灭后群雄纷起春秋战国理论争论到达高峰，最后在先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手中得到基本解决，周公和太公治国思想亦是荀子思考治国思想体系理论源头所在。

　　总体而言，周公和太公两家思考是商周两代顶尖治国思想理论研究，对治国思想原理、主线、方法作了初步探索，具备了治国思想理论围绕“一核双线”展开的初步雏形，同时蕴含着春秋战国儒法道三家学术格局演变，对后世中国治国思想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造成了重要影响。

　　二、周公治国思想的初考察

　　周公，卓越政治家、军事家，辅佐成王摄政当国，典章制度，制礼作乐，营建东都，大行封建，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孔子最崇敬古代圣人，被尊为儒学奠基者，其言论散见于《尚书》。总体而言，周公治国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天命为本、敬天保民，国家权力之来源是治国之道理论根本所在，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将天命作为其展开治国思想源泉所在，认为王权源自于天命，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个体必须服从于王权，周公把宗教、伦理、政治联为一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宗教天命论。

　　其中天命具有绝对权威，个体处于屈从地位，与此同时，周公在天命、王权和个体之间衔接做了一个较夏商两代重要突破，周公将天命和德性联系起来，认为天子的无上权威并不是无条件获得的，天子拥有天下前提是必须有德性，要保住江山，就必须敬天保民。

　　周公在《牧誓》中提到“恭行天之罚”，认为天命是否转移取决于天子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有德，周公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周王朝统治者要勤勉从事以保天命。

　　在周公天命观点中，人不再是绝对盲目服从王权，而拥有了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王权的可能，这是中国治国思想理论演变历史上重要变化。于是治国思想理论研究就逐渐从天命中分离。

　　治国思想研究就由先古敬天法神为唯一逐步演变进化为如何“康民、保民、裕民、庶民”以保天命主题，中国治国思想理论研究也就从此发源起步，成为统治者必须高度关注深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宗法等级、典章制度，宗法等级制度由原始公社后期家长制为基础逐渐优化发展而来，周公沿袭旧制并加以优化完善，周朝宗法等级制度中，统治者以世袭家长身份取得统治地位，统治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氏族，政权与族权相结合，形成一套完整宗法等级制度。

　　周公将整个社会分类分层为上下等级森严、隶属关系鲜明整体结构，通过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统治，同时辅之以严格典章制度，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规定，便被视为非礼僭越受到严惩。

　　这样整个社会便被纳入一个天子尊诸侯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相对稳定结构之中，上下分明组织机构和严密典章制度成为国家治理重要方法。

　　三是明德慎罚、制礼作乐。明德慎罚、制礼作乐是周公为确保周王朝长治久安作出的重要安排，在通过宗法等级典章制度法手段将整个社会列入一个等级森严结构稳定组织之内后，周公将德性和礼乐作为团结融洽社会润滑剂。

　　在上要求天子明德慎罚加强自身修养以保民裕民，在下制礼作乐陶冶教化个体德行情操，周公在《康诰》、《酒诰》、《梓材》一再强调礼乐作用，其中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强调的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尊尊亲亲，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结构之中。

　　三、太公治国思想的初考察

　　姜太公，卓越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太公寻辅贤王，克成建周大业，受封治齐，顺其风俗，简化礼仪，修明政事，工商立本，终使齐国强盛一时，太公超人才智及辉煌业绩为后世所称颂，被誉为“百代宗师”。总体而言，太公治国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提出“道壹天下”基本观念，太公认为依道行事天下就会归附。就周文王关注“何以取天下”核心问题，太公提出“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重要观点，由此鲜明提出治国之道重要主题，彻底割裂治国思想与天命论之间联系。

　　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武韬》）认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武韬》）只要君王按道行事，天下就会归一。

　　就如何让天下百姓归一问题，太公深刻剖析了社会个体普遍人性，并以人性为其治国思想理论展开之理论内核，太公说：“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203《六韬·武韬》）

　　太公认为个体是个受利益驱动主体，认为人事犹如钓鱼，用香饵钓鱼，鱼便可供烹食，用爵禄网罗人才，人才就能尽为所用，君主有用厚禄收买人才、用重金收买死士、用官职招揽精英三种权术。

　　人才要得到君主俸禄，就会服从君主任使，所以君主要得天下，就要善于利用人性，用不同利益为诱饵网罗天下英才，太公认为是后天努力道壹天下，而不是先天天命决定，才是天下归心王道根本原因，这是中国治国思想理论研究真正发生建立的前提所在。

　　二是确立治国思想发展主线，太公在确定道壹天下作为其治国理论本原之后，进一步阐述其国家治理微观个体能力开发和宏观国家治理能力培养两条主要途径，太公说：“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六韬·武韬》）

　　太公鲜明提出实现王道两条路径，一条是个体智慧之开发，即所谓“心以启智”，即以理性思维的培养作为个体提升能力根本所在，通过提升个体理性思维能力达到提升整个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太公“心以启智”通过提升个体理性思维能力道路以后演化为儒家学说经典内圣道路，成为儒学研究核心课题。

　　另一条是国家治理能力之培养，即所谓“贤之有启，以王天下”。即以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建设发挥组织运作乘数效用推动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太公“贤之有启，以王天下”通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道路以后演化为儒家学说经典外王道路，同样成为儒学研究核心课题。

　　三是完善国家治理基本方法，太公提出了构建组织、任贤使能、慎于行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三种方法，首先是构建组织，太公提出“三宝六韬”观念对整个社会进行分类分层专业化管理，通过劳动分工和组织合作大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分类管理方面。

　　太公将“农、工、商”视为君主三宝，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粮食就会充足，把工匠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器具就会充足，把商贾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贸易，财货就会充足，让三大行业各安其业，百姓就会安于现状，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同时太公认为必须建立分层管理专业政府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社会分类分层治理理念在《六韬》目录安排中就得到充分体现，太公根据重要性原则将整体韬略分成文、武、虎、豹、龙、犬六个层级，用分层方法系统却又清晰阐明其军事战略思想。

　　其二是任贤使能，太公提出“三常六守”观念，组织机构一旦确定，人才便成为重要影响因子，太公认为人才是国家治理根本，天下英才全部汇聚，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太公为此提出“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六韬·文韬》）

　　所谓“三常”任贤使能基本思路，提出其“仁、义、忠、信、勇、谋”（《六韬·文韬》）所谓“六守”作为人才选拔标准，利用“富之、贵之、付之、使之、危之、事之”（《六韬·文韬》）等六种手段对人才进行全方面考察，采取“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六韬·文韬》）办法让政府重要机构能够选拔任用贤能达到高效运转目的。

　　其三是慎于行赏，太公提出“杀一惩万，赏一劝众”（《六韬·文韬》）观念，组织人才确定以后，必须运用“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六韬·文韬》）。